小议明清时期慈善组织之一——惜字会

作者： 李永军

一

明清时期众多的民间慈善组织中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善会善堂，就是惜字会，也许在今天许多人看来根本算不上慈善组织。根据游子安的研究，惜字习俗源于何时，已不可考。明清时期惜字习俗最盛，民国时期尚有惜字会，但已衰落，或者转型或者逐渐消失。明清时期究竟有多少惜字会社，专门研究者也难以准确统计，但可以肯定有一个可观的数字，梁其姿在著作中以表格的形式展示了部分专门的惜字会和含有惜字功能的综合性善会善堂，计有四十三个，地域范围集中于长江下游地区。根据其他人的研究，山西省也有一定发展，但呈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均的态势。不过，夫马进作为研究中国善会善堂史的专家其大作《中国善会善堂史》并没有惜字会社的专门章节，甚至在正文里根本没有提及，而仅仅在附录中有所呈现。

二

所谓惜字，就是人看到被丢弃的字纸，应当谨慎地捡拾起来，如果是在污秽的地方捡起来的，则要用清水洗净，用干净布袋收起来，累积到一定数量，就在炉中焚化，然后将纸灰用罐子装好，带到河或海处，谨慎地撒入水中。惜字会的创立人主要进行募捐，一般会员捐款即可，不必亲自辛苦地拾遗，拾遗人主要由雇工人和志愿者担任。至于捐款或会费等慈善财产的使用，除了拾遗人的工钱，还要购买一些器具，如铁钳、铁铲、竹箩、布袋、拾遗人的棉袄、草帽、雨具、焚烧纸的炉子、盛纸灰的瓮，以及把灰送到河海上的费用等。

三

惜字活动被认为是慈善，的确让今人匪夷所思。但笔者认为，它不仅是慈善活动，而且是高级的慈善活动，是其他慈善活动的母慈善活动。由捡拾废纸惜字发展为专门以同样谨慎的态度捡拾地上的谷物，也就有了惜谷会，或惜字会兼办惜谷，即所谓“双惜会”；由焚化废弃字纸发展为烧淫书。既然被废弃的字纸都要被捡起来，更何况道途上的弃尸，贫无葬身之地的贫人，于是又有了掩骼会、施棺会等。也就是，清中期以后的许多惜字会并不单纯收拾字纸，还实行施棺、施药、施粥、济贫穷寡妇、拾骼掩埋等各种善举。梁其姿对于惜字会给予了详细的介绍，比如它的起源、主要功能、参与主体、运作机制等。惜字会是一种慈善组织，类似于社会团体，有其物质设施。

四

梁其姿认为，“本来这样的组织不应该被列为善会或善堂，因为这样的活动与济贫无关”①，笔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似乎只有济贫才称得上慈善，而其实扶贫济困、扶老救孤等不过是初级的慈善，而教科文卫等属于高级的慈善。安德鲁﹒卡内基在批评了滥施布施之后，向世人推荐了几种投放剩余财富的最佳领域，包括大学、图书馆、医院或医学院等减轻人类病痛的机构、公园、音乐厅、游泳池等。这种认识今天仍不过时。惜字活动的受益对象固然是不明确的，但是受益对象是否明确不是判断是否慈善的标准。我国古代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义学、义塾等；在社会教化方面有道德宣讲、惜字会等，它们还对于淫秽书籍给予抵制；在公共安全和安全保障方面，有设立在河湖岸边的救生局、一些地区善会善堂设立的救火会等；在公共服务方面，有义渡、修桥铺路等②，这些都属于慈善公益的范畴，属于高级的慈善。当然，在民不聊生、人民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古代中国，初级慈善是行善的首要领域，但高级慈善也是客观存在。善人也不是针对特定个人的救助，比如黔敖向路过的饥民施粥，尽管要具体到单个的个人，但他施粥的对象是不特定的。那些乐善好施的人，并非仅仅针对特定某一个人施善，他们一般有他们的标准和原则。安德鲁·卡内基认为，“应该永远记住，慈善家为这个世界作出真正及永久善事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滥施布施”，“对人类更有好处的是引导他们停止冲动的、有害的施舍。”③救非特定之人于物质的困厄之中是慈善，救非特定之人于精神的困厄之中或者提高其精神境界，也应称之为慈善。以今人的眼光，捡拾字纸顶多属于维护环境卫生，但是在旧时代却是表达了对于知识、文化的崇敬。

五

行善的首要功能都在于施者的精神需求，这是一个值得尊重和应尽量满足的需求。从善会创办者的动机看，有利己的成分，也可能主要是通过惜字修德达到功名利禄、恩泽子孙等目的。但是，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属于慈善行为一般不能考察其动机，比如有的企业家给慈善组织捐赠的动机就是为了上电视节目、和领导人握手、获得某种荣誉等，但我们不能否认其捐赠属于慈善捐赠。《慈善法》上使用的是“慈善目的”字样，一方面，即使内心有上述想法，谁会把上述想法直言不讳讲出来。退一步讲，就算他说得那样直白，其捐赠财产实际也用于了慈善目的，他是明知的。“论迹不论心”，就法律而言乃调整人行为的法律规范。虽然惜字会创办者的思想动机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惜字活动对于当时人的精神价值却不可否认。惜字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文昌的信仰，渗透了儒释道的精神。惜字会的创办者主要是下层儒生或僧人、道者。梁其姿认为，惜字会和清节堂是乾隆中期以来慈善组织“儒生化”的表现。从宋代开始的善书的流行对于惜字会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但本文不考察惜字的思想渊源，而从慈善法的角度认为它是一种高级慈善，属于文化范畴。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则提出了丰富多彩的要求。有位社会工作者在农村看到一排老人在墙根下晒太阳，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话。了解原因，原来大家已经把能说和不大能说的话说完了，只好百无聊赖地干坐着。于是，他动员各种资源教老人学习各种才艺，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组织老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老人对于生活又充满了热爱和信心。当然，人首先需要满足饱暖的基本需求，但是新时代他们更需要美好的精神生活。

六

慈善有范围，但只有临时的边界，慈善的范围必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也可以说，原来人们认为是慈善的，将来就不再是慈善了，而原来不是慈善的倒可能变成慈善。如“促进动物福利”在慈善法上还没有明确为慈善活动，许多人可能也不认为是慈善活动，但终有一天它会被写入我们的慈善法之中。而明清时期另一种慈善组织——清节堂或恤嫠会所旨在保护或倡导的寡妇的贞节如今再视为慈善保护的对象应会引起更大的争议。

七

惜字会创立和维系的思想基础是某种信仰，但是宗旨并非“促进宗教发展”。除了上述惜字活动，惜字会还将范围扩大，如禁止铺家用字纸包货物、禁止用有字的纸做鞋、窗扇、雨伞、烛芯之类，并劝店家用花样代替字号、禁止人用字纸作还魂纸，甚至禁止在瓷器底部描字，等等。但是，不知道它们的“禁止”如何施行，它们的劝说有没有效果。惜字活动的教化功能还突出表现在它衍生出另一种教化工作，就是焚毁“淫书”及一切异端文献。常州府的惜字会条规中声明要收揭“淫邪药贴等”，苏州府在道光时出公文责成惜字会等民间组织协助官府禁淫书，就是利用拾遗人到处收字纸之便来查禁官方眼中有伤风化的广告及各种文学形式。这一功能于今有莫大的意义。虽然对于何为“淫书”，何为“有伤风化”等需重新审视，但是而今净化网络环境，打击非法出版物，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对于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善莫大焉，应当属于慈善活动的范围。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必将成为未来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新领域，慈善志愿者在这一领域也将大有可为。

八

   作为一种慈善形式，惜字会对于当今慈善事业发展的启示意义值得深思。在诸位学者之中，梁其姿对于惜字会社的研究最为深入和资料最为翔实，但其着重从惜字会的教化功能着眼，这是其著作研究主旨所限定，而今在一般语境之下不常使用“教化”，而使用“教育”、“熏陶”等。游子安认为惜字源于文字崇拜，半文盲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文字的崇拜。在那样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人们崇拜文字，崇拜文昌神是十分合理的结果。在应当是民主与科学的时代，人们是否对于民主和科学像古人对待文字一样崇敬？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过，我们看到的是伪国学大行其道。游子安对于惜字或惜字会的评价应当比较中肯，“现在人们少提惜字纸，文字崇拜的习俗也不复多见，但从敬惜字谷，再而发挥爱惜生活资源、善用文字以宏道授业，还是值得肯定的。”④但他说的是最基本的方面。朱友渔先生则在一百年前将在小团体和地区生根发芽的社会精神与新国民精神联系起来，是笔者最为佩服之认识境界。

①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126页。

②朱友渔：《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93—95页。

③[美]安德鲁·卡内基：《财富的福音》杨会军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年，第24—45页。

④游子安：《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52页。

 本文作者：李永军，聊城大学副教授，聊城大学公益慈善法治研究中心、山东省高校慈善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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