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关于我国儿童福利立法的一点思考

关于我国儿童福利立法的一点思考

儿童福利立法是社会福利立法的重要构成，也是国家保护儿童权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支撑。当前，我国儿童福利现行立法存在体系碎片化、新兴领域留白、福利保障范围狭窄等问题。本文以我国儿童福利法律体系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宪法》等现行法律规范，通过比较域外立法模式，提出构建“基础法律 + 专项法规+ 实施细则”的三级立法体系，重点推进《儿童福利法》单独立法，完善核心制度，建立覆盖全年龄段、全生命周期的儿童福利保障制度，强化立法与相关政策的衔接，为儿童全面发展提供法治化保障。

一、我国儿童福利立法存在的问题

《宪法》首先确立了儿童受国家保护的基本原则，为儿童福利立法奠定基石；《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则规定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保障儿童家庭权益；刑法修正案优化了针对儿童的宽大处理条款、增设相关罪名并提升刑罚力度；《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诉讼程序，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专门立法方面，2015 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义务教育权利与国家保障责任；2012 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维度规定权利保护；同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及矫正教育作出详细规定。非专门性立法中，《母婴保健法》《收养法》《幼儿园管理条例》等也是儿童福利法律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国儿童福利立法属“问题导向型”，缺乏系统顶层设计且涉及民政、教育等多个部门，多通过部门立法强化自身权责，导致跨领域问题缺乏统筹规范。同时相关福利内容分散于不同法律法规，仅《未成年人保护法》设“福利保障”专章，其余多为零星涉及且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效力层级低，缺乏统一专门的儿童福利法律整合规范。

其次，网络环境下儿童隐私保护、人工智能时代儿童数据安全等新兴领域研究滞后。儿童个人信息在网络活动中被大量收集，但相关法律规范薄弱，平台未充分履行告知与同意义务，信息泄露后追责机制与界定标准缺失；人工智能场景中，儿童数据收集、使用等环节隐患多，缺乏专门法律规定，数据滥用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我国儿童福利仍属狭义范畴，以解决特殊群体“生存危机”为核心，覆盖对象有限，单亲家庭、电竞少年等新问题群体被排除。同时，存在“重生存轻发展”弊端，财政支出中生存型支出占比68.3%，发展型仅22.7%；保障内容断层，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无通货膨胀动态调整机制，罕见病儿童保障不足，学前及职业教育支持欠缺，城乡儿童数字技术普及不均衡。

二、国外儿童福利立法概览

英国是最早以立法保护儿童权益的国家，1833年《工厂法》限制童工劳动时间，1870年《初等教育法》保障教育权益；1989年《儿童法》整合分散条文，构建系统保护体系，确立儿童福利核心地位等原则；2004年《儿童法》扩大保障主体，2017年相关法律促进多部门合作，2023年推进社会护理改革，不断完善儿童福利法律。

美国儿童福利立法始于20世纪30年代，《社会保障法》中的《失依儿童补助方案》确立国家对失依儿童的保障责任，后经修改扩大覆盖范围；《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调和法》推出《贫困家庭临时补助计划》，强调有条件临时救济与家庭责任，形成国家与家庭双重保障体系。此外，《儿童保护法案》《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等在产品安全、网络隐私等领域提供保障。

日本二战后形成儿童福利制度，《儿童福利法》《儿童宪章》《儿童抚养津贴法》等为亚洲典范。《儿童福利法》界定“儿童”范畴，明确国家及地方政府责任，后多次修订适应社会需求；《儿童津贴法》逐步扩大补助对象并提高数额，还有多部法律全方位保障儿童福利。

三、我国儿童福利立法完善建议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统一的儿童福利法作为基础法律，确立“儿童优先”原则，明确儿童福利为国家基础性公共服务，整合分散条款，涵盖生存保障、发展支持等内容，完善争端解决路径。中层完善专项法规与标准体系，借鉴域外经验，颁布多领域专项法规；基层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中央与地方设立专门机构，整合职能，确保法律落地。

其次，网络儿童隐私保护方面，借鉴美国经验出台专门法律，明确隐私范围，界定企业责任，要求获得家长明确授权并告知相关信息；分级处罚侵权行为，建立投诉举报平台并奖励举报人。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安全方面，制定专门法律明确儿童数据特殊地位，规定收集者等各方责任，遵循数据最小化原则并明确保存期限；建立数据共享审批制度，禁止用于无关商业目的，推动数据加密技术创新。

最后，转变立法思路，确立“发展型儿童福利”原则，在宪法中明确国家保障儿童全面发展的义务，将发展型福利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受益对象涵盖所有儿童，特殊群体侧重生存权，全体儿童侧重平等权与发展权；构建“全生命周期”福利链，覆盖各成长阶段；加强财政支持，将儿童福利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发展慈善信托与企业帮扶，创新服务模式，打造信息平台，实现从“生存兜底”到“发展赋能”跨越。

四、结语

本文指出我国儿童福利立法需从“碎片化保护”向“普惠型福利”转型，现行立法存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等深层矛盾，如问题导向型立法为主、新兴领域空白、福利保障缺失等。破解矛盾需加快《儿童福利法》单独立法，弥补新兴领域空白，拓展保障范围，实现儿童福利全方位保障，推动儿童福利事业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杨洁，聊城大学法学院2024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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